二戰(zhàn)中國勞工殺了個回馬槍!
9月25日,中國受害勞工法律援助團執(zhí)行團長、山東鵬飛律師事務所主任傅強向《法制日報》記者證實,援助團已代表二戰(zhàn)期間被擄日本的上千名勞工,以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在華企業(yè)為被告,向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交了訴狀。
這是二戰(zhàn)中國勞工首次在國內(nèi)對日企提起民事訴訟,也預示著中國受害勞工對日索賠的“戰(zhàn)場”從日本轉移至國內(nèi)。勞工、勞工遺屬及其代理律師都對此次訴訟充滿信心和期待。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瀟劍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稱,受害勞工在國內(nèi)起訴日企依法有據(jù),適用國內(nèi)法,勝訴的把握較大。
做苦役食不果腹
公開資料顯示,1943年至1945年間,日本政府與其有關企業(yè)共強擄近4萬名中國勞工到日本做苦役；其中,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強擄中國勞工2709名。山東人劉連仁便是其中之一。
1944年9月8日,劉連仁在家中被日本兵抓走,當時他妻子已懷孕8個多月。被運至日本后,劉連仁被迫在三菱材料公司下屬的一礦場挖煤,一天工作12個小時,動輒拳腳相加且食不果腹。8個月后,他趁機逃跑并躲進了深山老林,直至1958年被一名獵人發(fā)現(xiàn),在祖國關注和當?shù)厝A僑的努力下,才返回國內(nèi)。
臨行前,一名日本高官給劉連仁送來20萬日元。劉問這是什么錢,如果是賠償?shù)脑?日本政府還缺一個道歉。該高官不承認是賠償,劉隨即將錢扔了回去,并發(fā)表聲明稱:日本政府要向包括他在內(nèi)的所有中國勞工謝罪；要對勞工精神和肉體的侵害作出賠償。
“讓日本政府謝罪,這是父親余生最大的期盼�！眲⑦B仁的兒子劉煥新回憶說。1996年,在一些日本律師的幫助下,劉連仁將日本政府告上法庭,這是我國受害勞工起訴日本政府第一案,之后還帶動了十多起類似的案件,卻無一勝訴。
前行沒有退路
強擄這么多人去做苦役,過了半個世紀始終沒有一個交代。到2000年去世時,劉連仁老人對此都無法理解。相似的疑惑和憤怒幾乎糾纏著每一位二戰(zhàn)中國勞工,并在他們的下一代中延續(xù)著。
但不管前景如何渺茫,很多人都準備堅持下去�，F(xiàn)年67歲的劉煥新說,為了和日本各界溝通勞工賠償問題,為了進行訴訟,他去了日本60多次,也曾多次心灰意冷,“可最終都站起來繼續(xù)前行,因為沒有退路——父親是中國近4萬名二戰(zhàn)勞工的一面旗幟,我必須當好這名旗手”。
同樣堅持的還有中國受害勞工法律援助團的廣大律師們,他們提供的援助是完全免費的。自擔任劉連仁訴日本政府案二審代理律師以來,傅強已花費近20萬元�！拔也荒芑仡^,無數(shù)的二戰(zhàn)勞工及遺屬含著淚將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況且,在日本訴訟時,不少日本律師提供的也是免費援助,在這方面,中國律師不能袖手旁觀�！�
僵持中,法律援助團另辟蹊徑,決定將三菱材料公司在華企業(yè)三菱商事(青島)有限公司和煙臺三菱水泥有限公司訴諸法院,要求被告向1000名山東籍受害勞工賠償人民幣1億元,并書面謝罪。
“主客場”發(fā)生置換
9月16日,山東受害勞工起訴日本三菱公司在華企業(yè)授權委托書簽字儀式在山東高密市的一家賓館里舉行。100余名二戰(zhàn)勞工及遺屬前往助陣。
二戰(zhàn)勞工王子安說,這幾年中國勞工去日本打官司都輸了,心里一直憋得慌。這回到國內(nèi)起訴了,心里舒坦多了。
傅強告訴記者,按照國際法相關規(guī)定,二戰(zhàn)勞工在日本起訴其政府或企業(yè)時,勞工代理律師只能是日本律師,中國律師參加訴訟的角色在日本法律中稱為“輔助人”,類似于我國的證人,只能接受法官詢問和旁聽審理�！翱吹綄Ψ铰蓭煵豢梢皇�、盛氣凌人的樣子,真想沖上去跟他們好好理論一番”。
現(xiàn)在,“主客場”置換,“日本律師到中國按照法律也只能當‘輔助人’。”傅強說。
專家稱起訴依法有據(jù)
對于中國勞工訴日本在華企業(yè)一案,張瀟劍明確表示:有法可依。
他說,根據(jù)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被告在我國領域內(nèi)有可供扣押的財產(chǎn),或者侵權行為地在我國的,可以由該可供扣押財產(chǎn)所在地或侵權行為地的人民法院管轄。因此,二戰(zhàn)中國勞工可在相關地域的中國法院起訴。司法實踐中,中國法院也有對日訴訟行使管轄權的先例。2006年8月,江蘇省南京市玄武區(qū)人民法院受理了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訴日本右翼學者東中野修道、日本展轉社侵犯其名譽權一案,并判決夏淑琴勝訴。
“以前中國受害者是在日本法院起訴日本政府,適用日本法律,故屢訴屢敗,事實證明此路很難行得通。而這次在中國法院起訴日本企業(yè),適用中國法,勝訴的把握比較大�！睆垶t劍認為,行使管轄權的法院不同,案件審理的社會環(huán)境、輿論環(huán)境也將隨之發(fā)生重大變化；適用法律以中國法取代了日本法,造成準據(jù)法的不同,將可能導致判案結果的截然不同；被訴對象以日本企業(yè)取代了日本政府,不僅避開了敏感的政治、外交因素,減少了不必要的訴訟障礙,而且還增加了原告勝訴的機會。
“一旦原告勝訴,也便于判決在中國境內(nèi)獲得強制執(zhí)行,以順利實現(xiàn)中國二戰(zhàn)受害勞工及遺屬對日企業(yè)的索賠要求”。張瀟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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